【开卷有益】母亲的村庄

2017-10-08 10:55   扬州发布  

三十七岁那年冬天,我成了没妈的孩子。

一直以为,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小孩了,对母亲的依赖也日益淡薄了。直到那一天,母亲突然走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妈妈可以喊叫了,彻骨生疼地感觉到心里有一种依赖永远无处着落了。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听评话艺人说书,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女人家女人家,有女人家才有家。当时对这句话有些囫囵,直到母亲走了之后,才深切理会到这句话的意思。母亲这一走,把家也带走了,我像是生活在悬浮着的时光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还真实地活着。终于明白,人其实是离不开妈妈的,哪怕是到了八十岁。

那年在家将母亲送到田里,要回扬州上班了。村里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妈叔叔婶婶们一直把我送了很远,临了,关照我,要常家来望望你妈妈啊。

我怎么不想常回来呢,又怎么不想常回来看看妈妈呢?可是如今,妈妈在哪里呢?离开了村头,我强忍着的眼泪终于眶而出,我的身后,已是泣声一片。我没敢再回头,加快了脚步往前走。

娘走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是不敢回老家的,也不想回老家。我怕看到母亲的遗像母亲的牌位,更怕看到乡下那一个小土堆。时间是冰凉的,空气是冰凉的,到处是冰凉的。

有一些日子是必须回去的,母亲的忌日,还有一年中三大祭日,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大冬那一天。

回到家里,总是恍恍惚惚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水码头上、田埂地头、家前屋后、灶边院里扫来扫去,竭力想找到母亲的身影,像当年那个放学回家的孩子,还没有放下书包就到处找妈妈。等到我回过神来,母亲在哪里呢?妈妈真的不在了。

感谢这个村庄,按照风俗,在村子最偏远处给去世的村里人留了一块墓地,母亲就永远躺在了那个地头。我们那里一直是这样,不管谁家有人走了,要入土了,村里的男女老少、沾亲搭故和非亲非故的,都要去田头送上一程。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是如此。也正是有了这一块荒地,我回到老家,目光和心思,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我到坟头上香、烧纸钱、磕头,办一桌菜供奉母亲。年年如此。

从墓地回来,心里还是空空当当的。我要回城了。

还没走呢,村里的爷爷奶奶、伯叔婶婶们挎着竹篮子拎着方便袋来家了,里面是荞面扁团、草鸡蛋、盐卤老豆腐,还有时鲜的豌豆扁豆豇豆玉米棒,甚至还有洗碗用的丝瓜囊。如果是清明时节回老家,一定会有一把根子红红的、细细的、楚楚动人的嫩韭菜。那是冬日过去后,和暖春阳光照射下长出的第一茬,我们那里叫头刀韭菜。春萍婶婶说,不值钱,但你们在城里是吃不到的。是的,在城里真吃不到这样鲜嫩青翠的时蔬,这是家乡的味道。

母亲在世的时候,每次回家,也是如此。返回之前,母亲就会在自家地里忙开了,田里长了什么,母亲就摘什么。农历七月十五是又一个祭祀的大节,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也是每年都回去的,祭奠先人。这个时候,地里的芋头还没有完全成熟,母亲会很遗憾地说:七月半,挖上来看;八月半,吃了一大半。现在的芋头还没有长得老扎呢。不过母亲还是会挖上几棵,给我带回来尝尝鲜。我们那里的芋头饱含淀粉,一口咬下去很有劲,嚼起来却是又糯又面。不像我在城里买的外地芋头,水济济的,硬生生的,呛崩崩的,毫无口感。母亲知道我吃惯了家乡土里长的,水里生的,树上挂的,所以每次都尽可能地让我多带一些回来。

妈妈不在了,再也吃不到母亲的味道了;未曾料到乡亲们三三两两地来了,送来的还是那些最时鲜的作物,五花八门地送了一堆。我凄楚的心头顿时有了些许的温暖,甚至,我觉得妈妈并没有走远,妈妈的味道并没有走远。

于是,也不知是从母亲走后的哪一年起,我开始想回家了。

乡下的路很小,只能通过一辆小车。走在小路上的人,挑担的,挎篮的,抱孩子的,只要听到车的声音,你不需要按喇叭的,乡亲们会早早地侧身于路边,让出路来,甚至踮着脚尖站在路边的沟坎上,让你过去。当然,我也绝对是不按喇叭的,我总觉得那喇叭声里有一种很不好的东西,是显摆,是张扬,是得意?我说不清,反正,那声音很刺耳,所以自从进了村庄,我是从来不按喇叭的。

而且,我也不会滋溜从他们身边滑过去。摇下窗子是不够的,我一定会拉好手刹,下得车来,在车旁边沟坎上勉强站稳,该喊奶奶的叫喊一声奶奶,该喊爷爷的就喊一声爷爷,还有大大、大妈、叔叔、婶婶……然后递上香烟,或者包里的小点心、水果之类的。现在好多做了父母的人,喜欢以孩子的口吻去招呼长辈,我不习惯这样,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喊他们一声。在他们面前,我永远是孩子,尽管已经年近半百了。

等我的车过去,他们就会窃窃私语,大民家来望他妈妈了。

看来看去,还是长得像妈妈。

天哪,我都四十大几岁的人了,乡亲们还会这样来说我。他们就差摸摸我的头,抹抹我的衣角了,像我妈妈在世时一样。

好人不长久,祸害过千年。这是母亲走后,村里人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这些话总是让我的眼眶一热。

母亲是村里做针线活的高手。母亲有好多鞋样,夹在发黄的旧家谱里。鞋样就是旧报纸剪下鞋帮的样子,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宽的窄的,都能在母亲这里找到样子。别看就那么简单的一张纸,好多农村妇女就是弄不来,做出来的鞋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不是肥了就是瘦了,穿在脚上晃荡荡的,或是挤得难受。她们便往我家里跑,让母亲指导着给新鞋放样;如果母亲手头正好有合适的鞋样,就直接拿回去照着做。等做好了鞋子,再把样子还过来。老是麻烦母亲,她们有些不过意呢;为了下次不麻烦我娘,她们就自己剪了鞋样,留着下次用,可就是这现留的鞋样,还是不管用。奇怪呢。到了冬日,农闲的日子,母亲坐在家门口,冬日的阳光下,她身边总是围满了大妈小婶们,探讨鞋子的做法。

有的是拿着做好的鞋子请母亲诊断。“我是照着他的脚量的,怎么还挤脚的。这死东西的脚,不晓得怎么长的?”母亲一看就知道,鞋底的尺寸是对了,可是鞋帮剪浅了,不挤脚才怪呢。

我最喜欢村里的新娶媳妇来找母亲讨教。新媳妇衣着光鲜,腮帮上红扑扑的,还带着水色,说话也很客气。有时候,她们口袋里还揣着新婚时没散完的喜糖。新媳妇嫁过来,第一样事就是要学会做饭,其次就是要掌握一门顶好的针线活,否则在婆家是难以招人喜欢的。母亲教她们格外用心,针脚放多大,脚拐处怎么剪,大拇指那里该怎么走线,甚至连最后如何收针,母亲都会手把手地教给她们。

诸如此类的,所以,村里人到现在还念着母亲的好。

父亲是个木工。村子里没有哪一家没找过父亲,那是为家里的铁锹锄头削木把。哪一家不用铁锹锄头钉耙锅铲呢?父亲木讷,不管开心不开心,脸上总是没有多少笑意,甚至一天到晚板着个脸。我们那里称这样的人为死性。来找父亲的人就以为父亲不愿意帮忙,他们很怕面对父亲这张脸。其实父亲的手艺也是极好的,做的农具手柄非常合手,这就是村里人既怕见到他又不停地来找他帮忙的原因。其实,父亲骨子里也是热心的人,求他帮忙的,他从来都应允了。他这个人,就是亏在一张脸上,脸难看。村里人总是在下工时对我母亲说,什么时候叫大民爹爹帮我弄个铲子柄哎。老是麻烦他,都不好意思了。母亲说,这算什么事啊。于是,这事就成了。

最近看到作家刘醒龙在接受采访时说:再伟大的男人,回到家乡也是孙子。

在我,回去就是寻找做孩子的感觉,寻找母亲在世时的感觉。

尤其是在天气转冷的季节,或者无人说话的时候,就想到回家,哪怕在家待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到了村子就是到家了。经常是进了村子,还没到家,就已经吃了好几家的饭了。

“大民家来了!”进了村子里,不管遇到谁,就会有人这么招呼。还会有人对着不远处的父亲喊:大民爹,你家大民家来了。弄得我像个什么大人物一样,惊天动地的,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将车停在村头的梅兰婶婶家门口,然后走回家。我喜欢一路走一路和村里的长辈们招呼着,攀谈着。

梅兰婶婶说,赶快烧火去,摊烧饼。

大伯说,现成的粯子粥,端给大民喝。

梅兰婶说,亏你说得出口,你儿子现在都不喝粯子了。

大伯说,你不要外(行)了,现在城里人专门到超市买粯子呢。大伯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唬住了大婶。

梅兰婶掉过头来问我,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

梅兰婶像是得了尚方宝剑,赶紧去锅里盛粥。端过来的时候,梅兰婶说,大民真好,不忘本啊。要真的喜欢吃,等秋天玉米上来了,专门给你送新出的玉米粯子,保你一年喝到头。

母亲在世的时候,特别会摊大饼。薄如纸,脆如冰。这是个技术活。这在村子里也是出了名的,村子西头的桂平大婶就是向母亲学会了这一招。这几年,我在她家吃过好几次那种饼。卷着饼,往嘴里送着,没有过渡地,我就回到了母亲在世的日子。

小时候,我乖巧听话,不调皮捣蛋,还爱学习;尤其是在母亲的教导下,长了一副甜嘴巴,见到人就喊,老爹奶奶伯大大大妈叔叔婶婶的,都喊,而且从来没有叫错的。所以在村子里很讨人喜欢。可我有个一直难以启齿的毛病,就是嘴馋。那时候一年到头闻不到肉腥味,除了过年。但是我又馋虫特别猖獗,我的馋事几乎可以写一本书了。放学时,从村子走过,偶尔会闻到谁家屋里飘出了肉香,那馋虫就更是控制不住了。如果发现肉香是从同学家飘出来了,我便会快快地跑回家,快快地喝完母亲给我盛好的稀粥,然后去那个同学等他一起去上学。哪里是等同学啊?其实是想蹭人家的吃。同学的妈妈看到我,总会是盛上一碗米饭,上面放几块肉;如果肉吃完了,就浇一点肉汁。我顾不得羞愧,三下两下就扒完了碗里的饭和肉,抹抹嘴,和同学一起上学去了。一年中,那些为数不多的肉和米饭,成了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一页。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在哪家哪家吃过。

其实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即使偶尔买一次鱼啊肉的,只能是家里来了贵客或是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小时候,来我家最频繁的是两个舅舅。可是母亲有什么可招待的呢?家里有个小升箩,也就是一节毛竹筒,用来量米的。母亲会用小升箩量一点米,做一碗米饭,盛给舅舅。为了让客人不尴尬,母亲也会用小碗给我们盛一点点米饭。然后叫我们慢慢吃,不要先吃完了再去锅里盛。要等舅舅添了饭,剩下的可以给我们吃。长大了,我反思自己的馋,终于悟到了,别人家也是如此,即使偶尔买一点肉,也不会太多,更不会有剩余。说不定大伯大婶们还没搛过一块肉进嘴呢。现在想来,依然是羞愧难当!村里人从自己牙缝里抠出来的美味道满足了一个馋嘴少年的欲望,至今让我感激不尽,我就是用一头猪也抵不上那时候的一碗放着红烧肉块浇着红烧肉汁的米饭啊。

吃百家饭谈不上,但是,小时候的我一定是吃了村子里不少人家的饭。我永远记得。

没想到,母亲走了后,我又吃起了“百家饭”。

辞了梅兰婶桂平婶,再往家走。其实还是不可能一下子到家的。这不,又遇到了大成伯。拉进门去,唠几句,大成嫂早在灶台上忙开了。水潽鸡蛋,一下子在碗里卧了六个,还加上红糖、荤油。我们那叫蛋茶。面对这带着满腔热情的难题,我不能皱眉头,更不能撇嘴,闷下头来,一口气顺下去。蛋茶可是我们老家待客的极高规格,有话说,新女婿一到,鸡蛋壳直撂。

我们那位于三县交界,属于偏远地带,这样的地方往往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外面的风气也很难侵入的。乡亲们至今还是那么内敛,也那么朴实。他们甚至不会很热情地和我拉拉手,问问好,喧寒问暖什么的,但是这不等于他们不会表达热情、乡情和亲情,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客套就是请你吃,吃最乡土的东西。

比如过年,当然是要一家一家去拜年的。从我会走路时就是这样,现在年近半百了还是这样。小时走到谁家,都会收获一两块糖或糕点;现在去拜年,他们还是请我吃。家家几乎是约定好的,红枣茶,蒸馒头。这哪里是红枣茶,简直就是一碗煮红枣,只有少量的水。我的可爱的乡亲们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发酵方法,发出的面既有咬劲又能让你闻到麦香。城里这家老字号那家老字号,名头是大了些,可是有哪家能发出那样地道的面来。村里人实在,做的馒头比成人的拳头还要大,一般一斤面粉只做九到十个馒头。那样的馒头不是特别的白,馅也很普通,萝卜丝、雪里蕻,再和上一点肉,但是特别入胃,不用喝水,我能连吃两个。连我的吃惯了肯德基麦当劳的女儿也很喜欢那样的馒头。拜年了,我每走到一家,一碗红枣茶,一笼现蒸的馒头就端上桌上。一般情况下,红枣茶连同碗里的枣子全吃了,再吃一只馒头。不吃是不行的,你不经历过那样的场面,无法感受乡亲们的那个难以拒绝的热情劲。可是还有好多家要去拜年呢,这样吃下去怎么受得了?乡下有个规矩,大年初一早上有好多禁语,不能说“不”,也不能说“没”。如果什么东西没有了,要说“满了”。请你吃饭,不能说不吃,乡下人又不习惯于说谢谢,于是发明了一个词,叫“存着啊”。一个早上,不知说了多少“存着啊”。可是有的大伯大婶是不肯轻易放过我的:一年到头,难得家来,茶总是要喝的吧。于是只得坐下来再喝,再吃。这样,一个村庄还没拜到一半,肚子里早已装满了,大年初一的中饭就上桌了。这时候走到哪家,就会被拖着上桌。不必客气,也不能客气。在村子里,我最大的尊重就是随意,这样主人会十二分地开心。如果这家八九十岁的老奶奶还健在,一定会拉着我有手喊几声乖乖。天哪,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穿开裆裤上树下河的玩皮鬼了,可是在老奶奶眼里,还没有长大呢。

大伯大婶们还会争论。大婶边端菜边招呼,哎呀,大民真胖了,发福了!大叔会说,我看还没上次回来胖,是不是最近工作苦了?这样的争论不天下来不知要听到多少回,也永远没有结果。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胖或瘦上,他们就是觉得我还是那个三四岁七八岁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村庄,母亲的村庄,让我永远长不大的村庄。

年过得差不多了,又要回城了。早上起床,门前又堆了一大堆,方便袋的,蛇皮袋的,还有饼干筒、皮鞋盒。袋子里一定是过年炒的花生、老面馒头,鞋盒和饼干筒里一定是吃青草的鸡下的蛋,还有的直接挂在门口晾衣绳上的,是腌好风干的草鲲、草鸡、自制的香肠,或者我最爱吃的咸猪头。林林总总,我怎么说得清呢?那些霜打过的菠菜,楚楚可爱;秋天收下的丝瓜囊,总是少不了的,那是洗碗的好帮手,比城里的钢丝球、百洁布管用若干倍。父亲一边整理着那些袋子,一边告诉我,这是东头仁华婶送的,那是后庄大中奶奶送的,还有西头庆华嫂子送的菱角,秋天收下来就封好了,一直在问你家不家来过年呢……

一路上,我被一种温暖、一种来自母亲村庄的温暖裹拥着。

到城里,一样样打开,我还是惊呆了:那一袋干咸菜,剪成了米粒大小,整整一蛇皮袋!这需要花多大的功夫啊!剪咸菜是一位远房表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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